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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类型企业经营效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时间:2018-07-12

不同类型企业经营效益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一、问题提出

  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每个企业都肩负重任,不但承担着对股东的责任,同时也肩负着对公众、对社会的责任。如何促?M企业在取得盈利的同时承担起应尽的社会责任?企业又如何形成承担社会责任的意识,是值得深入研究及探讨的课题。

  弗里曼(1984)较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来源,他认为公司的发展、整体利益和某些主体的利益之间存在一定的联系,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自此企业社会责任受到更多学者的关注。在股权高度集中的企业或者是相对集中的企业里,大股东或者公司的利益往往被纳入优先考虑的范畴,甚至有时不惜牺牲其他股东权益或者社会的利益来达到其预期的效益,换言之,在这样的企业体制下,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备受牵制。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当董事会持股比例较高,股权结构较集中时,往往公司的效益会越好,此时股东权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紧密相连,企业才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二、文献回顾

  (一)股权结构概念回顾

  根据以往的研究,股权结构指的是企业构成股权结构的类型和比例,它是企业治理结构的基础,企业的股权及其结构合理与否,在现代化公司治理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在我国,根据企业控股人不同主要分为:国有控股企业、民营控股企业以及外资控股企业。统计近年的企业类型发现,国有控股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占重头。国有企业在努力做到经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相较于其他类型的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的要求上更加严格,同时国家、社会舆论等对其监管也较严格。

  (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回顾

  J.Maurice Cluck(1916)最早提出了企业社会责任。但他并未对社会责任的具体概念进行描述。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深入于20世纪50年代。从最初停留在宏观表面的探讨逐步发展到微观层面,开始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自身的影响。研究方法也愈加先进,从最初的基本评价到目前以数据作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被学者广泛用于研究中,且越来越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本文以之前学者的研究结论为基础,选取了2013?2015年 6 468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统计分析不同类型企业的经营效益与社会责任之间的相互关系。

  (三)股权结构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赵娜(2009)实证研究表明在企业中股东大会的举行次数正面影响着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谭宏琳(2009)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与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史敏超(2010)通过实证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同企业社会责任正相关。于晓谦、程浩(2012)对2008年我国石化塑胶行业的研究表明,从披露企业社会责任的积极性上来看,国有持股比例相对高的企业会更加重视并履行社会责任。国外学者Costanza、Paola和Jaiswal (2008)通过抽样的方法对欧洲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得出结论:企业股权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呈负相关,同时发现,企业股权结构如果处于一种高度集中的状态,必然会很大层面上削弱对社会的付出。沈洪涛(2011)对502家重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进行了研究,发现处于严格监管的国家金融政策之下,国有股权、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提高影响非常显著。褚志蛟(2012)研究表明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的社会贡献率更高。

  三、提出假设

  我国的社会现状是,在大部分的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占绝大多数,国有控股企业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如中石化、中石油、各大国有控股银行(工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中国核工业等。从国有企业的持股人来分析,其股东主要是国资委,其主要是通过国家之手来推进国有企业的整改,进而在监管经济、市场的同时进行资源的合理分配,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调整国家经济的“无形之手”的一种表现。将国家宏观调控融入到国有企业的业绩评价体系中去,这样一来,国有企业便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它影响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为国家做贡献等方面,国有企业必定是首当其冲。成沛祥、肖汪洋、邓超(2015)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国有持股比例较高时,会从各方面更好地维护好股东、消费者群体、债权债务人以及国家社会的共同利益。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国有企业盈利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正相关。

  民营企业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其经营效益与社会责任的履行亦是国人关注的重点。民营企业相较于国有企业,受到的政治约束相对较少,国有企业在各方面要发挥表率作用,要响应政府号召,即使是开展慈善事业也会相对被动,相比之下民营企业的自愿自主性较高。如此就带来这样的问题:面对利益和责任,如何衡量两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一个经营效益良好的企业未必能够很好地履行社会责任。吴丹(2013)同样也指出在现有的经济形势下,非国有企业队伍在不断壮大,因此提高这支队伍的社会责任意识势在必行。纪春霞(2011)以2008?2009年沪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木,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研究了五种不同种类的股权结构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性,结论表明法人股比例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呈现出明显的正相关。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民营企业盈利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呈不明显正相关。

  龙跃飞(2015)和王海妹、吕晓静、林晚发(2014)分别通过研究外资持股比例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以及2010?2012年A股全行业2 525家上市公司的6 725个样本发现,外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较好,外资持股比例和企业社会责任呈现明显正相关。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外资企业盈利水平与企业社会责任呈明显正相关。

  四、实证分析

  本文选取2013?2015年6 468家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其中国企2 616家,民营3 603家,外资企业249家。剔除了金融保险上市公司数据,部分缺失样本数据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年报所得。

  (一)研究设计

  1.被解释变量。本文从盈利能力、成长能力、经营成果等方面选取了总资产报酬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每股收益EPS、主营业务增长率Gro、总资产增长率Ass作为企业绩效的代表性指标,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提取主成分作为企业绩效(Performance)的综合指标。

  2.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作为解释变量。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从股东、债权人、客户、供应商、员工和政府六个方面选取了12项指标对企业社会责任进行衡量。首先将12项指标分别从高到低进行五等分,按数值高低分别赋予5分、4分、3分、2分和1分,5为优秀,4为良好,依次类推,1为最差。然后对12项指标通过熵权法确定,12项指标和对应权重相等即可得到基于企业利益相关者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得分(CSR),作为企业社会责任的代表性指标。详见表1。

  3.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企业规模lnsize、上市时间Age、资产负债率Lev、行业Industry和年份Year虚拟变量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

  4.KMO和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在进行主成分分析之前,首先进行KMO和Bartlett 的球形度检验。在做数据分析之前,通常需要确定数据的相关性分析,明确所选择的样本是否适合做主成分分析。KMO是用于反映变量间的简单关系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经过分析,如果KMO值大于0.5,则适合主成分分析,反之,若KMO值小于0.5,则不适合。表2结果显示,总样本、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的KMO值均大于0.5,可以做主成分分析。表中的Bartlett球体检验的统计值的显著性概率是0.000,小于1%,同样说明数据具有相关性,是适合作主成分分析的。

  (二)企业绩效

  本文对总样本和不同性质的企业均进行主成分分析,提取综合主成分,作为总样本和不同性质企业绩效的代表性指标。

  值得注意的是,对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一般是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求特征向量,即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主要是要消除量纲和量级的影响。

  1.总方差解释表。本文提取了特征值大于1的主成分,总样本企业、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均提取了2个主成分,根据解释方差表可以得到企业绩效的表达式。总方差解释表见表3?表6。

  2.绩效表达式。根据总的方差解释表可以得到企业绩效的最终表达式如下:

  F=0.575F1+0.425F2

  F1=0.533F1+0.467F2

  F2=0.655F1+0.345F2

  F3=0.643F1+0.357F2

  (三)社会责任得分

  1.熵权法。在计算社会责任得分之前,由于12项指标存在极端值,会对社会责任得分计算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对12项指标进行Winsorize(1%和99%分位数)缩尾处理。在此基础上对指标数据从高到低进行五等分,按数值高低分别赋予5分、4分、3分、2分和1分。然后采用熵权法对每项指标赋予权重,最终求得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详见表7。

  2.方差分析。在求得社会责任得分的基础上,本文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进行方差分析,并采用LSD法对不同类型企业的社会责任得分进行两两比较。方差分析结果表明,F=3.267,P=0.038,F统计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其社会责任得分是存在显著性差异的。在10%显著性水平下进行LSD两两比较结果如表8。

  结果表明,国企和民营企业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社会责任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国企和外资企业在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显著性差异,并且国企的社会责任得分显著大于民营和外资企业,而民营和外资企业在社会责任得分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四)描述性分析

  对于企业规模,一般而言,国有企业规模大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并且国企上市时间也较长,而外资和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较高。同样可以得到不同性质的企业绩效、社会责任得分和企业规模等的取值范围以及标准差信息,三种类型的企业结果均显示在上市时间和资产负债率上,企业的差别较大,尤其是外资企业。详见表9。

  (五)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验证企业绩效与社会责任得分、控制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变量之间的关系,本文对企业绩效、社会责任得分以及企业规模、上市时间和资产负债率进行相关性分析,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

  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总样本而言,企业绩效与社会责任得分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正相关,企业绩效仅与控制变量上市时间Age在1%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负相关,与其他控制变量相关性不显著。对于自变量之间普遍存在相关性,但是相关系数普遍较小,最大相关系数为0.270。

  对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分别从企业绩效与社会责任得分、企业规模、上市时间和资产负债率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11所示。

  表11结果显示,对于国企、民营和外资企业相关性分析结果同总样本分析结果,企业绩效均与社会责任得分显著正相关,与控制变量上市时间至少在10%?@著性水平下显著负相关,而对于外资企业还发现,外资企业绩效与控制变量企业规模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负相关。

  五、总结

  综上,总样本和不同性质的样本企业均发现,企业社会责任得分与企业绩效正相关显著。根据以上数据分析,不难发现,要想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的得分,必定要提高企业绩效。不论是国企、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企业效益相对可观的情况下,都会更加重视对社会的回报。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各大企业的进步,需要借助全民族的力量。同时企业自身应当更加恪守本分,努力发展,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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